增长迅速

  土地流转是亟待解决的矛盾 记者：那您觉得，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中，哪些是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？ 张军：土地流转问题，涉及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用地的流转。

中国的三中全会决定加大市场化的经济改革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土地是中国农民最为重要的财富，是农民的唐僧肉。

这是符合现代国家建设规律的。1994年，为了扭转财政过于分权的局面，中国进行了分税制的改革。没有结构改革的利率自由化，只会有利于国有银行，导致更高度的垄断。除了向银行借钱，搞各种债务，地方必然继续向社会攫取财政资源。进入专题： 经济改革 市场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 。

不过，中国的开放政策也应当包括外部关系。这次《决定》要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突破。无论是深圳和上海，两地都能根据本地所具有的地缘经济情况而设计发展路径。

同时，现实出现的问题也要求这些新特区的合作和分工。实际上，开发区往往成为地方领导人的开发项目，也就是地方领导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项目。他们对特区没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，特区定位不清楚。在各个地地方，无论是上海、广东和福建，负责特区的地方领导层很少有远见，能够把特区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。

从1980年代到现在，很多特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缺失体制创新是主要原因。在多方面的领导力中，领导者的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尤其重要。

但如何把新体制复制到其他地区，而不是被旧体制所同化？从过去的经验看，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。但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。很多开发区甚至连本地所面临的地缘经济要素都没有考虑到，纯粹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。目前，因为没有合作和分工的统筹，这些区域之间已经出现互相竞争的局面。

他们更多的是像开发商，GDP主义观念过于严重，强调的往往只是特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。除了深圳和上海，在过去的20多年里，也不断有开放区和实验区建设，但表现都不是那么令人鼓舞，甚至也有失败的案例。再次，在特区发展过程中，意识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，一些特区，尤其是深圳，也不断推出了一些体制改革。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新特区的建立，要赢得这新一轮开放政策的成功，人们更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。

特区不是政治特区，也就是特区的政治体制要和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保持一致，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。什么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？人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。

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变得非常困难，因为每一体制背后都是庞大无比的既得利益。包括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内的新一轮特区建设，如果要成功，就必须逃避这个历史大趋势。

  体制创新平庸化的危险 特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权利，不是一些保守和左派人士所说的特权，而是制度创新的责任。但为什么深圳胜出？主要是深圳面临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外部压力，外部压力造就了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层。新体制被旧体制所同化，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局。特区不是政治特区，就是说特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，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说特区在行政、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就不可以了。中国开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。第三，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制度的升级版。

作为两个互为相关的过程，开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强化。现在人们对上海自由贸易区抱有非常高的期待，希望其能够改变目前的改革困局，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。

要改变这个局面，迫切需要配备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班子。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，强调了这一点。

但是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。现在人们的共识是，新一轮的特区需要体现的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。

第一个层面的远见和顶层设计非常重要，但要把远见具体化转变成为政策的顶层设计，还有一个执行能力问题。中国如此之大，要上海自由贸易区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并不现实。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不可动摇，但行政等方面的体制需要创新。尽管从总体上说，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成功的，但从早期的沿海开放经济特区，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，有成功的，也有不那么成功的，甚至也有失败的。

特区创始之时，往往出现具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者，但一旦建立起来，政治变得平庸起来，成为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。从政治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，例如党政机构的设置、党政关系、政府层级到社会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，例如社会、文化组织等等方面，特区没有和现存体制有任何区别。

如果没有执行能力，最好的顶层设计也会变成表面文章。没有对特区体制有足够的认识，在体制设计时便没有解放思想，体制创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。

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，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。首先，特区体制的最初设计存在问题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新的特区和试验区要改变这种情况。新一轮的特区如果要走向成功，必须避免缺失远见、顶层设计和创新能力的领导者。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，没有大局概念，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。

特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尽管这里有多元的因素，但从政策层面说，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关键的，那就是领导层的领导力和制度创新。结果，往往会造成鬼城现象，有城无市或者大城小市。

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，制度创新就变得不可能了。如果没有体制创新，或者特区的各方面体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，特区便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无论哪一个国家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要取得成功，首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能力特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，更是一个体制概念。